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江平数据图。

法律泰斗江平去世‍‍‍‍‍‍。

中国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于2023年12月19日中午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从1948年到1949年，我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51年进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后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他在1983年至1990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他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2001年10月12日，他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

江平是中国法学界的精神支柱，是一个领先的人物，影响力超出了学术范畴。作为中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参与了《民法通则》的制定，担任《信托法》和《合同法》的起草组长。他是《民法典》的编纂负责人，在《公司法》、《合同法》和《物权法》的制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在变革时期从事法律学术奠基工作。他也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不仅是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杰出创始人之一，也是社会实践者之一。

文史|法律泰斗江平与他的时代盘口出租。

江平自述。

我出生在大连，在北京长大。宁波只是我的家乡。以前讲家庭背景和成分，填“高级员工”。因为父亲是银行员工，相当于东北时期中国银行会计室主任。

1937年，全家人来到北京，我在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学习。当时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都是自由思考的，和燕京大学关系密切，可以走。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去了燕京大学，学习新闻。我想成为一名记者，采访和你一样的问题(笑)。

燕京大学有很多学生社团，包括政治、文学、学术和社会。社会社团是现在的志愿者，做志愿者和社会服务。我参加了所有的俱乐部，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外部组织。还有文化表演。

事实上，大学半年前就解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忙于宣传，所以我计算了1949年3月参加的工作。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观点不太了解，但是从国民党的腐败来看，我们相当一部分学生还是倾向于共产党。

刚开始报名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组，手续都办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下了命令，留下来从事团委工作。当时，北京组织了一个青年培训班，成立了新民主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我在团委负责艺术团，在军事体育部工作了一段时间。

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1951年，解放后，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留学。当时没有自费出国留学。他们都是公立学校，很少有人去。华北局派人，整个北京只有一个名额，挑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现在是党的干部。我在崇德学过英语，上过大学。我受过教育，各方面都符合要求。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当我去那里的时候，我决定学习法律。我对法律一无所知。本来对新闻有感情，后来在团里搞体育，也想过学体育有多好。但是这样想是不对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和安排，国家派你去学什么。

我们只有几个人，先去了喀山大学。喀山大学仍然很有名。列宁曾经在那里盘出租学习，我们班的教室里有一个座位，上面写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高尔基也在那里呆了很久。

但是我们更向往莫斯科，两年后我们转到了莫斯科大学。当然，莫斯科非常漂亮和现代，他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得多。我们都很兴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应该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也不是很好，很普通。毕竟当时苏联战后不久，战后到处都有痕迹。我们的许多老师断了胳膊和腿，因为副教授必须在战场上战斗。但是当时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发达，很先进。

那段时间我应该很开心。我还认识了一个比我低一岁的女同学。她很年轻，感情很好。她只是不能在苏联结婚，然后回到中国结婚。

苏联的大学要学五年，我们要先学俄语一年，一共六年，应该是1957年毕业。但是我太强大了。我有英语基础，在中国学了一点俄语，所以只学了半年苏联的语言就去上学了。前半年的四门课，我一个接一个的补上。就这样，1956年，我比所有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来，所以赶上了右派。

这件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然而，嘿，历史不能假设任何人盘口租用和国家的命运都是如此。如果我没有提前回来会发生什么？当然不是右派，不会断腿，但也许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冲击。假设Xi事件没有发生，中国会发生什么？谁知道？没有人能假设。历史是各种因果形成的链条。

我回来的时候去了北京政法学院，一辈子都在那里。我在国外待了五年，中间回不了中国。《人民日报》要半个月才到，看不到全部。所以我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一无所知，一点准备都没有，也没有任何运动训练。回来的时候，我在努力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向党提建议，尤其是我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应该更加积极。当然，领导动员了我，我也觉得我应该配合，积极进步，所以我写了一份大字报，提了五个内容，大概是为了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和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工会要选举报。

右派分为六类，一类、二类、三类是极右，在校外工作，四类、五类、六类在校内工作。我是第五类，降级一级，轻处理。说到这里，学校对我来说真的很宽松。划右派的时候，我还专门开会讨论，说我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我在历史上对共产党没有仇恨，或者是革命青年，是党派出国留学的，怎么会反动呢？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受到了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就这样。

我一划右派，很快就离婚了。当然，他们的关系很好，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通过铁路抬钢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听到声音。结果我被火车撞了，整个人都被卷到火车下面。事故发生后，离门头沟还有两个小时，马上被拉到最近的门头沟医院也来不及了，所以一条腿没了。非常好。一条命被捡起来了。

那一年，我27岁。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很顺利。党派我去苏联学习。突然，我在政治上成了敌人。我离婚了，我的腿又断了。发生在一年中。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生活也变了。非常刺激。

1959年，我摘下了帽子，但即使摘下了帽子，我仍然不能重用它。摘下帽子的右派要低人一等。而生活的巨大变化已经形成，无法改变。断腿后，1963年开始教俄语。

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这样那样的运动还在继续，但我一直相信国家可以变得更好，还有希望。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真的很失望。当时已经到了中国政治极左的地步，看不到未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不是和我们打架。我只是和我们打架。轻轻打几下是正常的。我也坐过飞机，但是死老虎没有价值。然后我被分配到安徽的“五七干校”工作。北京政法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不招生，闹了好几年。1972年，学校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当场分配。然而，当地政府并不欢迎我们。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我们自己定居的地方，我会回北京，在延庆找一所中学教书。直到1978年。

我第二次组织家庭是在1967年被别人介绍的。她的父亲也是右翼的，他们同舟共济。当我到达延庆时，我的孩子已经六岁了。我带他去延庆上学。她还有一个孩子，还有其他的事情。六年半过去了。

其实在延庆还是很开心的。当然，生活很糟糕，但精神很好，没有压力。没有太多的政治歧视，我们更认可你的性格和你的水平。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只能教俄语，不允许教马列课。但是在延庆，学校让我教政治课，周总理去世了，我可以在全校做报告，这是政治荣誉。

从1956年划右派开始，我人生的低谷已经持续了22年。活下来无非是两件事: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真的有很多灾难，我觉得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什么，让它变得更好。个人认为，自强不息，不可能是弱者。

当时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子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存在于胆小的人身上”。无论如何，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强者，我不能让人发笑。即使我因为划右派和断腿而受到歧视，人们也总是认可我的业务，认为我有知识和能力。我从小就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写了一些旧诗，包括“千言万语，欲诉欲泣无从。三声问天公:为什么射日手，不弯大弓”这句话。现在看来，当然有点太嚣张了。但那时候，我以为我还有能力，但我根本不能用车。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决定复校，我回来了。在这段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被遗弃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有用了，因为我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两门课。毕竟我以前是正规的训练背景，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我很高兴我终于能充分发挥我的才能和智慧。

也许这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几十年来，我从苏联带回中国的法律专业书籍一直保存着，我也没怎么想过。那时候，我不能有任何想法。我无法想象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法治。我只觉得这些书还是有资料价值的，舍不得丢，偷着看。现在已经派上用场了。

1983年，学院组织了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我成为了一名副院长。1984年，学校改为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将来是校长，仅此而已。我还是NPC代表、NPC常委会委员、NPC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在这段时间里，我最激动的一件事就是“依法治国”真的写进了宪法。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法律的人来说，依法吃饭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这个词写进宪法，表明他们的言行活动应该在法律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这作为检验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说话的原因。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和发展，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此外，中国不应该陷入混乱。从民国成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进来了。总是不稳定的。如果中国没有人来管理它，如果它陷入混乱，我不知道它会倒退多少年。理性考虑应该是这样的。这些点是我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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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一代身份证，前面是“公民”，后面是“居民”身份证，这当然是个问题。身份证应该说明什么不清楚。“公民”是宪法的概念，身份证应该是“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这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去，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公民被判刑的人不是公民，而是剥夺了公民权，但他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份证应该更适合居民。

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再到公民，中国人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现在有人提倡公民教育很好。

至于物权法...它保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概念范围很广，包括个人储蓄、生活资料、个人财产、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

当然，制定物权法意义重大。民主推进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私权。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分不开的。财产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利，也是经济权利。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得不到保障，随时被剥夺，就会失去立足社会、存在社会的基础。长期以来，私有财产随时都可以被剥夺。

我喜欢谈论私法精神。本来我说“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后来改成了“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所谓罗马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私法的精神。罗马的私法是最发达的。因此，在罗马法的影响下，这就是大陆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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